据媒体报道，2012年12月上旬，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25个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这份由25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以高规格的姿态，试图重新定义外籍在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绿卡制度进入2.0时代。
绿卡之“卡”
64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来华20年后，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绿卡”。
他是最早来华的外籍商务人士之一，现在是一家中外投资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他还有一个比较有社会美誉度的职务——北京市政府的高级顾问，曾为北京奥运会“搭建中国管理机构和外国商业团体之间的桥梁”，范克高夫认为“没有比自己更有资格拿到中国绿卡的人了”，但他的绿卡申请之路仍然历经波折——无数次提交各种文件，无数次接受面谈，就在他身心疲惫之时，绿卡才悄然而至。
截至2011年底，中国实施绿卡制度以来的8年中，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只有4752人，比起60万外籍常住人口来说，这显然是冰山一角。对于大多数没有绿卡的外籍人士来说，这意味着时刻要关注着自己的签证时间，经常提醒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2012年12月13日，在常州生活了六年的刘昊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他是常州首个获得任职类“绿卡”的外籍人士。现为常州一高新企业高管的刘昊，回忆起2006年那次“夺秒签证”经历，仍心有余悸。当时他从德国出差回到上海，在浦东机场落地那刻突然发现签证还有24小时就要到期，而签证一旦延期，就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他赶紧回到常州换了一身衣服，又直奔上海，再坐飞机到澳大利亚，赶到领事馆办理入华签证，然后再赶回中国。30个小时后，他终于“合法”地踏上中国的土地，而此时他的双腿几乎站不起来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刘昊一样走运，在常州包括刘昊在内，仅有两人获得了“绿卡”。当地公安部门称，每年都有几十位外籍人士向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和申请，但99%以上的人都不符合申请要求。
时至今日，真正获得中国绿卡的人屈指可数。中国绿卡因此被认为是“最难申请”的绿卡。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规定显示，外国人若想申请移民中国，确切地说是申请永久居留权，应当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二）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三）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
（四）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
条件繁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认为，即使和非移民国家比，中国的绿卡门槛也显得高不可攀。他举例说，非移民国家的英国，全国人口6200万，技术移民一年也有3万多。
移民大国美国则更甚，过去10年来，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为34万9450人，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前提，则是获得美国绿卡。而从1980年至2009年这30年间，共有110万4669名中国人获得了美国绿卡。
大量吸收外来移民，不仅获得人口红利，也使美国拥有了大量高新技术人才和广泛的社会商业资本，为其经济高速稳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无法阻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通过“绿卡”在全球吸纳了大批顶尖人才，连一向坚守“非移民国家”的英国、德国等国家也加大了向外籍人才颁发“绿卡”的力度。
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中国，自然成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对比的对象，中国绿卡甚至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有人笑称，“比尔·盖茨、巴菲特够不够优秀？他想来中国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按照现有的绿卡制度，他没有现行规章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
移民“门槛”
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刚刚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个人收入差距是引起国际移民的首要原因。外来移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需求，由于高端人才的不足以及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来填补空缺。
在之前经济水平并不发达的时候，中国大多数时候是外国人旅游想象的“神秘之地”，直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才逐渐成为移民者的探宝之地。
与此同时，中国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的改变过程。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管理法把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旅游、探亲和商务考察均属短期，1至5年以留学、工作和投资等为居留目的的算长期。管理法规定的新的签证类别中还有一种“定居签证”，持该签证的外国人有权在中国永久居住。
威尔纳·格里希，一位刚刚抵达中国不到两年的德国工程师，成为获得“定居签证”的首位外国人。1984年，刚刚退休的威尔纳·格里希被波恩高级专家服务组织派往湖北，帮助整顿亏损的武汉柴油发动机厂。那是中国开启对外开放的年代，格里希成为中国首位外籍厂长，他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甚远。1986年5月，在他合同任期快要结束前，他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
这事实上预示了后来中国绿卡的覆盖对象，稀缺的高级技术人才更容易获得青睐。
政策的松动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在其自传中透露称，1987年他计划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结婚，但却遭遇了各种政策壁垒，最后佐佐木敦子的入籍是由邓小平特批的。公开资料显示，1985年到2004年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50人。
从永久居留权到永久居留证放宽，中国用了十年时间。这一进程在中国入世后，才大幅加快。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重申，“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抓紧制定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聘用管理办法。”2004年，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国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绿卡”。
此前，外国人每年都必须更新居留证，施行中国绿卡制度后，首次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对于年满18周岁的外国人，绿卡有效期是10年。持有绿卡的外国人，无需签证，凭护照和中国绿卡即可出入境。另外，还可以任意更换工作，其子女在中国教育机构就读，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绿卡持有者应每年在中国居住3个月以上。证件的发放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
这一政策推出一年后，就有649名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是之前10年的12倍还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分析认为，这批人大多是2004年之前的历史移民，但这同时显示出外国人对中国绿卡的渴求。
但此后，中国绿卡的实际发放量却没有爆发式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自实行“绿卡”制度以来，中国“绿卡”年均发放量仅有248张，而这一时期入境的外国人多达2700万。
“每年发200多张（绿卡）不如不发，外国人以为我们在玩文字游戏。”刘国福对《小康》表示，“中国的绿卡门槛过高，不利于人才引进，最重要的是想申请的很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来”。
但世界人才的争夺战正变得日益激烈，连东亚的非移民国家日本，其移民政策也从严厉转向缓和、从抵触转向吸引。2012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海外高级人才优待的制度，通过学历、职历、收入等评估标准分别制定积分，按照这一新规定，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10年的人才现在只需5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绿卡”。
新形势逼使中国管理部门开始考虑放宽“绿卡”门槛。
绿卡2.0的变化
2012年12月12日，中组部等25部委历时两年多调研、讨论，最终联合出台的文件，对2004年中国绿卡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完善和修订，由此开启了绿卡政策的2.0时代。
新的《办法》针对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普遍关注的就业、签证居留、通关、投资、职称、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公积金、购房、办理金融业务、购物、旅行、驾照等方面问题，逐条规定可凭中国绿卡享受相关国民待遇。
长期在此领域有研究的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庄国土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中国扩大了‘绿卡’享有的权利，还应适当降低发放‘绿卡’的条件，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权利’的传统，这将有效促进海外华人人才及资本的回流。”
《小康》接触的多位业内专家都表示，《办法》或许将成为一个契机，从法理和实际操作层面，全面升级中国对于外来移民的管理，如果2004年至今是1.0时代，那么今后是否真正升级为2.0时代，值得关注。
此前的2008年，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移民计划（“千人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赤子计划”，教育部出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北京推动了“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制定了“曙光计划”，无锡也有“530计划”等，对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近三年来，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大多受益于上述政策倾斜，但这一系列政策瞄准的仍是顶级人才。这些顶尖人才被吸引来中国时，有的已经过了研究、创新的黄金时间，更多通过以前的成就换得好的待遇。而这些曾经做研究的人，来到中国大都承担管理的职务，研究做得好，管理未必一定能做得好，两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以职业为基础来设计技术移民制度更为合理。”刘国福说。
诸多专家都认为，根据当下中国面临的阶段，应该加大对技术移民的吸引，放宽对这部分人群的“绿卡”限制。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我国境内短期和长期居留外籍人员已超过102万人，其中常住外籍人口将近60万。但拥有中国绿卡者占比不到万分之八，而美国每年发放100多万张“绿卡”，其中高层次人才职业移民“绿卡”达14万张。新西兰人口不到500万，但每年发出的工作签证多达18万张。
与此同时，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移民潮，中国尚没有一部明确的《移民法》来规范来应对，其实在10年前，中央有关部门就已经提出要研究和制定“技术移民法”，专家意见稿也已初步形成，但立法进程一直停滞不前，尚没有列入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的立法规划中。
一方面中国渴望外国投资者、高科技人才“加盟中国”助力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绿卡门槛紧咬不放，令向往移民中国者痛苦不堪。
在绿卡等全面的移民入境政策缓步前行之时，有些地方开始“曲线救国”。如广州市启动了一个名为“红棉计划”的方案，解决在广州生活、就业超过4.3万人的留学回国人员安置问题。“红棉计划实施细则已经制订完毕，准备开始实施。在新的实施办法中，我们会对回国人才提供住房保障，会参考廉租房、经适房等形式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广州市人社局副局长徐上国说。
海外人才还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外国人才不能直接申请，不论是独立还是雇主担保，一步到位取得永久居留权，在这种忽视独立技术移民，申请条件苛刻情形下，严重缩小申请人范围，让很多海外人才望而却步。刘国福分析称，2011年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移入人员呈现出年纪轻、学历高、工作期长的态势，因此必须根据人群的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实行更加宽松的外国来华技术移民政策，会使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的数量恢复持续增长态势。
国家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亦透露，“目前很多已经加入了外国籍的留学生对于申领中国绿卡也有需求，我们希望很快出台新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
中国绿卡2.0政策来得正是时候，但是仍需要在实践中来检验其所带来的长远效益。
“这不仅是国际交流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显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移民各国，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如今我们也需要世界各国专家来这里，为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谁会选择移民中国？他们来自哪里，在中国以何为业？随着在中国街头的“洋面孔”不断增多，人们对“老外”已经不再感到好奇了。但是对于想要变成“中国人”的洋面孔，人们仍然充满了好奇。
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达到了2711万人次，而2012年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33万左右，2020年会达到88万左右；在这当中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将近60万人，而来华以经商和就业为目的的超过40万人。
正是这些人，把他们的生意、职业和未来的重心，都转向了中国。但是，要拿到中国绿卡，却并非易事。
谁能拿到绿卡？
朱利安尼习惯性地抬起头看看窗外阴霾的天气，如今他已经不会再向刚踏上这个国家土地之时习惯于惊讶了，就像他安于当下的衣食住行一样。
朱利安尼的个人简历显示，在意大利一家知名公司工作了八年后，他选择了遥远的东方——很久以前，他的同乡，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也曾如他一般遥望过同一个方向。中国人的概念中，让外国人为自己工作，多少带了些浓厚的历史情结。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像朱利安尼一样的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头上，被冠以外国专家的名义——彼时中国将几乎所有以来华工作为目的的外国人都称为“专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人的国籍，大多是中国北方的邻国——俄罗斯。
2004年，中国政府将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送到寒春手中，当时她83岁，在中国生活了56年。1921年生于美国的寒春，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来华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专家，曾与杨振宁是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此后她放弃核武研究工作，来中国与丈夫从事农业研究，2003年寒春的丈夫、原机械工业部顾问阳早去世。在讣告上，寒春执意加上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
第一批获得中国绿卡的人们，大多是和寒春一样的“专家”，事实上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都在30年左右，后来者会因为他们在中国付出的特殊贡献获得“绿卡”。
按当前的相关管理办法，外国人如想获得中国“绿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分5年和10年两种，以18岁为界，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大类。
现实中，哪些人有可能获得中国绿卡？
白希伟，意大利人，2004年来到中国，现为青岛毕勤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在青岛创业、结婚。5岁的女儿在青岛一家小学上学，他本人获得过青岛市政府授予的“琴岛奖”。2012年成为青岛第30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黄明贤，2010年回到中国，祖籍河南信阳，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后，在美国杨伯翰大学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已入籍美国的他最后选择回国创业，现任郑州英诺高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两年后获得中国绿卡。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自2006年至今仅有20余名外籍人士获得“中国绿卡”，其中大部分是以“夫妻团聚、亲属投靠”申请下来的。
2012年以来，各地开始频频出现外籍人士首拿“绿卡”的消息。9月份，广东惠州加拿大籍华人朱先生取得当地首张“绿卡”，11月，来自约旦的塔里克拿到了宁夏的首张“绿卡”。绿卡不断破冰，显示了地方对于技术人才及外贸人才的渴求。
梳理近年拿到中国绿卡者的简历，归国创业者渐多，投靠亲友者居次，投资者最少。如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2010年持“绿卡”的在京外国人统计显示，因突出贡献获绿卡的人数达265人，占总数的36.8%。此外，家庭团聚类的占到270人，侨民换发类的115人，任职类的有67人，个人投资类仅有4人。
按公安部之前出台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最少只需要投资50万美元以上，才能符合永久居留资格的申请条件，尽管这一标准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显然想通过投资而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并不多。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通往“中国绿卡”的道路上，其实更多的是黄色面孔的“归来者”。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小部分的归来者成为最希望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在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成为“中国绿卡”的聚积区，截至2012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达到911名，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地区持有“中国绿卡”的人数占到了全国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仍停留在个位数上。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汇丰银行2012年海外经济开拓年度调查显示，中国从前一年的19位上升到了第7位。接近一半的参加调查的移民认为，在中国能赚到更多的钱。
在绿卡与入籍之间
今年40出头的卢安克于1997年来到广西农村支教，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
1980年通过的国籍法对外国人入籍中国，只有三条非常简单却很直接的标准：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的；有其它正当理由。
卢安克的申请中，显然前两条都不符合规定，这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洋雷锋”只好离开中国半年多，后来又悄然回来。在2011年11月11日，卢安克终于拿到了就业居留许可证，他把它晒在网上，被很多网友误认为是绿卡。
但事实上，工作居留证、永久居留证（绿卡）、中国国籍三者并非简单的从A到B再到C的关系。现实的复杂之处在于，中国现行的国籍法并不承认“双重国籍”，而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来所在国的“国籍”。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尤其是欧美籍人士看来，尽管在某些方面中国可能是一方乐土，但他们并不希望能够入籍中国。要放弃原属国籍——从现实情况来看，鲜有人愿意一试。况且，很多国家像中国一样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仍只是拥有一张中国绿卡。在北京从事外籍人力资源顾问工作的王雯称，他们接触的相当一部分客户对加入中国国籍或者说至少拿到中国绿卡有着极高的热情，但观察他们的背景也会发现，大多数此类人群来自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欧美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人的吸引力一样。
香港入籍者的地缘分布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12月12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成立以来，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的主要原属国籍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
30岁的林客（化名）是一名获得中国国籍的韩国人，电话那头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向《小康》记者回忆起花钱成为“中国人”的经历——1994年，尚年幼的他跟随爷爷奶奶来北京找寻亲人，他模糊地记得，来中国不久，爷爷就在一个小镇用个人关系花几千元买到了他们的中国国籍，如今，他已在成都结婚生子，过着自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只是偶尔朋友会开玩笑说他是“韩国黑户”，他说他也有一些韩国朋友想来中国定居，但没有一个是拿到中国国籍的，都是“中国过客”，与他们相比，自己幸运很多。
林清龙也明白，如果不是那个年代用特殊的“非常规”手段获得了中国国籍，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东躲西藏的“三非”人员，或者干脆已经被遣送回国——因为获得中国国籍太难了。
但同样有另外一部分外国人，根本没有将“中国绿卡”的概念装入自己的大脑中，在中国工作了三年的孟加拉国工程师米哈兹在2012年年底，结束了他在爱立信中国公司的合约，坐在《小康》记者面前，这个出身孟加拉国外交官世家的工程师更愿意向记者咨询在某个特定的年份“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类的问题，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工作合约结束后，米哈兹希望能够进入中国顶级的高校学习深造“比如说清华大学，拿一个中国大学文凭”。至于为什么不考虑进一步稳定在中国的身份问题，米哈兹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他轻啜一口咖啡，说：“现在这样，不是很好么？”
有一项数据显示，每年在北京逗留居住的20多万外国人中，持有中国绿卡者不过万分之四，和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中外国人持“绿卡”者数量相比差距明显。移民法研究专家刘国福发现，以来华留学生为例，有大约10%的来华留学生是因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痴迷才来中国留学的。
这些人只是中国的过客，而不会成为中国的一分子。
“超国民待遇”与“三非难题”
很多人选择“黑”在中国。30岁的尼日利亚人Jonassen住在广州郊区，跟大多数非洲人一样，他选择做服装批发——把中国牛仔裤T恤衫运到他的国家去卖，偶尔，帮他刚来中国的朋友做做翻译和向导，但是半年前他的签证过期了。
“我们的签证在中国不能续签，一到期限，就只能回国再办签证，但你知道的，来中国的签证很难拿到。”Jonassen中文说得不错。像他这样没有稳定住所和公司的人，是很难再次拿到签证的。他舍不得离开中国，这里比尼日利亚的生活好太多。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志刚从2006年开始就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跟踪调查。他告诉记者，2008年在广州合法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人。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据估计目前总人数超过10万人。
仅在广州越秀区登峰派出所辖内登记在册的涉外机构就有41间、涉外商贸城5间，散居的外国人有1363人，其中非洲人占80%。“外国人管理难，难在底数掌握和动态管控难，难在‘三非’查处难”。越秀区公安局民警刘涛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为了破解管理查处难题，公安部门成立了查处“三非”外国人专业队，外管民警、社区民警与专业队分工负责、联合行动。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2012年6月18日,三名非洲男子搭乘电动车后与车主发生车费纠纷，其中两名非洲男子离开现场，另一人与车主及其伙伴发生打斗后,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6月19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示威。
2012年5月中旬，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意图猥亵中国女子，此事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将“三非”人员这个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紧接着北京警方展开清理“三非”外国人百日专项行动。
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警方口中的“三非”人群日渐增多，仅2011年全国各地警方就查处“三非”外国人2万余人次，其中非法入境人员主要来自毗邻国家，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士则多以留学、旅游为由入境并逾期滞留，一些外籍不法人员借机混杂其间，对我国的边境管理、社会治安带来困难和挑战。
在处理“三非”人员的力度和公平性上，坊间一直存有争议，有评论认为中国警方一直在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打击“三非”，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待在华外国人犯罪问题上，我们给了他们“超国民待遇”。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则坦言，“三非”外国人管理难度较大、外国人服务管理统筹协调工作有待加强、现行法律法规不适应外国人服务管理形式的发展需要。根据公安部出境入境管理局的数据，2004年至2011年查处的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的人员数量逐年下降，但是“三非”外国人并未减少，这说明合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数逐年在增加。
很多专家也指出，针对外国人的移民法及针对外国人案件的程序法等方面立法的滞后，才是事实上形成“超待遇虚象”的根由。警察刘涛则认为，随着外国人数的增加，与中国人交际范围逐渐融合，偶尔发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因为涉外，所以格外引入关注。但只要依法办理，合理引导，事实上管理起来并不复杂。最近三年内，登峰派出所分别查处“三非”外国人252人、79人和65人，而今年前5个月查处的“三非”人员仅有17人，呈逐渐下降趋势，外国人守法意识明显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7月1日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对治理“三非”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有一条规定：对有“三非”嫌疑的外国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依法当场盘问、继续盘问、拘留审查。
“中国一直以来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而国际上的惯例是一国的移民管理机关委托民间机构开设‘融入课程’，根据入境者身份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涉及语言、历史、文化等，帮助外来移民者尽快融入当地、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和法律。”刘国福说。